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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于休整的方式，最乐观的情况是出现类似2005年的情形。2005年牛市第一阶段中，政策（股权分置改革、汇改）、利率环境（下行）、经济预期（领先指标见底），所有的大逻辑都很好。2005年6月到9月，股市进入了第一波上涨。但是随后利率下行趋势放缓、上市公司财报不好等因素出现，市场出现了季度级别的调整，之后随着经济进一步改善，2006年股市迎来更猛烈的上涨。

博时相关人士告诉记者，能够首批接入余额宝，一方面得益于双方长期以来的良好合作，包括在IT系统对接、运营流程对接、业务合作沟通等各个层面的丰富经验；另一方面，也体现了博时稳健专业的固定收益投资能力，尤其是突出的现金管理和流动性管理能力。此次合作更是双方共同推动普惠金融、携手金融科技创新的共识和努力使然。

研发费用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司的净利润。2017年，该公司研发费用同比增长48.98%，远高于营收增长率。这主要是由于这一时期用于研发的直接投入增加较多。同时，对于公司的研发费用，招股书显示，截至2019年3月末，兆龙互连研发及技术人员已达到186人，而同期研发人员工资却仅有239.49万元，平均每名研发人员每月工资仅有4291元，这显然与江浙地区研发人员的工资水平难以匹配。

想来以产品见长的腾讯，这次在短视频领域上，实在是没有在产品层面有任何过人的表现，着实让人有些惊讶。“头腾”大战的延续尽管此次只是一个小的功能更新，但这次的动作仍然可以视作“头腾”大战的延续。简单回溯一下，我们就会发现，头腾大战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了，只是到了今年上半年发展到了一个剑拔弩张的阶段。

“回应型”立法模式减小制度的试错成本记者：您认为我国生活垃圾分类制度采取了“回应型”立法模式，那么这种模式有何优缺点？黄锡生：总体而言，我国的环境立法可以分为“建构型”立法模式和“回应型”立法模式两种。前者是指环境法律制度由最高权力机关进行制度设计，再在地方试点、推行，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模式；后者是指环境法律制度源于地方试点，在收获一定成效之后，由上位法进行肯认和规定，最终推向全国实施，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模式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和处置是一项社会成本高昂的制度设计，倘若采取“建构型”立法模式自上而下地在全国开展，可能基于制度设计的不成熟而使制度缺乏实效。在此背景下，通过地方试点、中央认可的方式进行自下而上的渐进式制度变迁，无疑可以减小制度的试错成本。

于是，郭台铭一直想摘掉“苹果代工厂”标签，给富士康注入更多故事元素。今天登陆A股上市的富士康工业互联网（简称工业富联）就是其中的一步棋。工业富联是鸿海集团旗下的第二大业务，2015年重组成立。在郭台铭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搭建的这座商业帝国里，工业富联扮演的角色是拥抱最时兴的技术——通信设备高精密件、云服务器设备、工业机器人等等。